文／李金明
驻扎北平的东北军与共产党
1930年夏，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等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东北边防军副司令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万福麟奉命率部进驻华北，被委任为新编第4军军长。进步军官吕正操任该军第116师参谋处处长。
1933年2月，日军进逼热河，东北军参加作战失利，热河失守，一时声誉扫地。东北军广大士兵普遍产生了“丧家之苦、亡国之恨”的情绪。时年29岁的吕正操更是悲愤交加。他原籍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因为家乡沦陷，抗日情绪分外强烈，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感到不满。1933年2月，国民党军队施行新的编制，将关内东北军一部编为第53军。万福麟任军长，吕正操任该军第116师参谋处处长。
1934年春，第53军被调往鄂豫皖苏区参加对红军的“围剿”作战，遭到重大伤亡。“围剿”结束后，调防河北，防守北平永定河一线及丰台至石门的平汉线沿线。吕正操所部一度驻河北省易县。在那里，他经黄显声介绍，认识了《西京民报》记者、共产党员孙志远。
1933年2月，孙志远化名孙国钰到东北军骑兵第2师，以该师黄显声师长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参加该师党的秘密工委，从事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他和秘密共产党员刘澜波等人领导该师地下党及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经黄显声介绍，孙志远结识了驻易县的东北军第116师647团长吕正操，他们经常交谈抗日救亡的想法。不久，孙志远被黄显声安排到了第647团担任少校副官。这样，工作就更方便了。他在吕正操的支持下，佩戴少校军衔标志，往返于一些营、连，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同时还秘密成立了基层组织“反帝大同盟”，用以团结有进步思想的官兵。
第647团移防北平南部担任城防后，孙志远和刘澜波经常到团部与吕正操见面，借组织部队开展体育活动之名，推动该团抗日救亡运动。不久，吕正操告诉刘澜波：孙志远引起北平国民党特务注意了，北平军统特务通知东北军第53军军长帮助寻找孙志远，一旦见到，立即逮捕。
刘澜波将消息报告给河北省委，上级指示他们尽快撤离第53军。刘澜波迅速通知孙志远，让他安全转移，而自己却被捕了。敌人再三逼供，刘澜波机智地应对敌人，始终未说出孙志远的去向。此后，孙志远前往山西平遥中学当英语教师。后来，经天津前往苏联伯力苏军远东情报站学习侦察、爆破技术。
东北军第53军和第116师的反动军官开始对吕正操产生了怀疑，并对他进行排挤。吕正操等人的处境越发艰难。
1935年6月，新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轻工业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水产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等职务）领导地下党恢复工作。在天津，他见到了从莫斯科回来的林铁，确定林铁担任东北军第53军中共工委书记。林铁从天津到北平后，见到了刚刚从苏联秘密回来的孙志远，并通过他与吕正操取得了联系。吕正操坚持抗日，拥护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共产党秘密组织的影响下，东北军第53军647团组织了东北武装同志抗日救亡先锋队（简称“东抗”），吕正操任总队长。
永定河守军与53军中共工委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去南京后，被扣押在南京。东北军没有了核心人物，内部矛盾重重，高级军官和少壮派争权夺利，局势一片混乱。
先是主战的少壮派枪杀了第67军军长王以哲，接着第105师师长刘多荃误认为107师619团团长高福源参与了杀害王以哲的活动，派人于1937年2月5日将他诱杀。
面对严峻、复杂的局面，孙志远问林铁：“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林铁说：据内部消息，西安事变时，为了防止国民党中央军威胁西安，张学良曾给万福麟等发来密电，令万福麟统率所部抢占郑州，卡断陇海路。但万福麟态度暧昧，迟迟不行动也不回电，并软禁了力主支持西安事变的黄显声副军长。西安事变后，万福麟已致电南京，表示效忠蒋介石。这些迹象表明，万福麟是支持投蒋的坚定分子，明确倒向了国民党一边。
林铁顿了一下，说：“现在局势险恶，上级指示我们，不能整军策反，就从基础较好的团一级、连一级策反。适当时候，我们可以和吕正操团长进行正面接触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商定，第53军工作委员会派一位熟悉情况的人去联系吕正操见面。联系人回来报告说，吕正操没有在部队。
1937年初，吕正操重返东北军任第53军647团团长。这个团的基础很好，但是他们的活动已经引起万福麟等人的警觉。万福麟趁蒋介石缩编东北军的机会，决定把第647团拆散，分编到两个师的三个旅里。第647团全体官兵反对这次改编，党员和“东抗”队员纷纷要求把队伍拉出去。万福麟等怕部队发生哗变，就把吕正操调到新成立的第691团当团长。随即，林铁派去几名党员进入该团，加强了对第691团的策反工作。
5月的一天，东北军第691团团部窗帘紧闭，屋顶的灯发出昏黄的光。灯下，桌子旁坐着几个人，分别是团长吕正操和营连长赵承金、沙克、于权伸，还有第53军工委书记林铁和胡乃超等人。在吕正操的介绍下，大家知道了第53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说明局势确实很险恶。
前段时间，万福麟撤销了黄显声的第119师师长职务，并不准其回师。万福麟多次借召开团长会议的名义，想把吕正操也扣留在军部。吕正操识破了万福麟的险恶用心，每次都派中校团副徐荣奎前往，万福麟的诡计才没有得逞。接着，万福麟乘铁甲车前往徐水车站召集第691团官兵训话，训话后让吕正操即刻跟他同去军部驻地保定。吕正操坚决不去，并事先做了防备。他们在徐水县的漕河桥头埋上了炸药，由营长沙克负责准备炮火，如果万福麟敢硬来，即把桥炸掉，再动用迫击炮，截断铁甲车去路，把万福麟扣留。万福麟看到形势不妙，只好乘铁甲车败兴而归。万福麟走后没两天，就把第691团强行调到定县师部附近，以便于监视该团的活动。
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以林铁为书记的53军工委与中共北平市委积极组织各地民众团体，为中国军队送来慰问信、慰劳品，并送水、送饭，搬运军用物资，协助军队固守宛平城。日军的进攻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东北军各部奉调开往前线。7月中旬，吕正操按照上级命令，通知第691团各营集结，从石家庄出发，开向北平方向。胡乃超和杨鼎昌等第53军工委工作人员，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在第691团成立了抗日俱乐部，创办了抗日旬刊。部队集结北进途中，在火车上就提出了“北上抗日”的口号。
8月底，第116师师长周福成有意将第691团派到离卢沟桥不远的永定河边坚守。这是一片危险地带，三面受敌。吕正操带领部队到达后，命令立即构筑工事。工事还没有完全构筑好，就遭到了日军的进攻。吕正操赶到第1营阵地，看到营长、副营长、9连连长都已阵亡，人员伤亡过半，远处浮桥上，不断有日军冲过来。吕正操命令迅速架上重机枪扫射。在密集的火力下，冲过来的日军被打得七零八落，有几个人从堤坡上滚下河。但很快日军从第691团与692团之间的接合部突破，吕正操只得命令部队放弃阵地撤退。幸亏有高粱地掩护，再加上日军只顾长驱直入，第691团损失不大。他们一路沿着平汉铁路向南撤退。
东北军第691团冀中举义旗
吕正操带领第691团一路南撤，过了高碑店、徐水、保定，直到冀中的滹沱河，才追上了第53军大部队。追上大部队后，师长命令继续撤退，并让他们在后面掩护。连续几天的败退，越走离东北越远，下级官兵火气大起来，开始骂骂咧咧。
1937年10月10日，第691团先头部队行军至深泽县半壁店村时，发现日军骑兵五六十名。敌人骑兵也发现了第691团先头部队，企图抢先占领村庄。第691团尖兵连连长果断命令尖兵排以极快的速度抢先占领了村庄，其余两个排由村两端采取包围之势进攻敌骑兵。经1小时激战，毙敌少尉队长1名、士兵八九名，敌骑兵狼狈逃窜。这虽是一次小胜，却极大地鼓舞了撤退途中士兵的士气。
当晚，第691团1营进驻藁城县梅花镇，吕正操带领团部和第3营一起进入四德村。两村相隔四五里地。夜里10点多，梅花镇方向传来激烈的枪声，连长于权伸跑来报告吕正操：“1营和日军打起来了！”
吕正操走到西屋，向报务员口授了电文，向南撤至百里外的师长、军长报告这里的情况。不久，报务员传来师长的命令：就地坚守，掩护全师安全撤退。吕正操拿着电报，命令通信兵通知各营长、连长来开会。会议开得很简短，吕正操传达了上级的电报内容，接着部署大家加紧抢修工事，准备坚守。
吕正操率领的团部和第3营及直属队等因隐蔽得好，始终未被日军发现。而梅花镇的战斗却越打越激烈。日军遭到第1营火力杀伤，其支援部队陆续到达，第二天中午已达到近2000人。第1营在当地百姓热情支持下顽强作战，给敌以大量杀伤。吕正操和大家商量后，决定冒险把第1营接应出来。天黑后，吕正操首先指挥团重迫击炮猛烈轰击梅花镇东门下的日军，然后命令第7连突击，最终接应第1营撤离梅花镇。当夜，第691团转移，摆脱了敌人，于凌晨进驻晋县小樵镇。他们在小樵镇隐蔽休息，并连夜召开党员秘密会议，讨论部队转移方向，接着召开了有士兵代表参加的官兵代表会议。
当人到齐以后，吕正操说：“今天不是普通的会议，而是商讨决定我们大家的前途命运。近来时局变化很快，还不到半个月，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华北大片土地，可是中央军还是一味撤退。如果我们继续跟着跑下去，不但打不了日本，而且还有断送部队的危险……”吕正操的讲话，像是干柴上加了一把烈火。这时，只见一个“东抗”队员站起来说：“国民党不抗日，跟着他干什么？大家想想，在任丘大清河，在永清永定河，挖了两次工事，结果怎么样，撤下来了。梅花镇这一仗，他们也还是消灭杂牌军的圈套。想起牺牲的那些弟兄，真寒心！”
“宁愿北走一千，也不愿南下一竿！”许多人同声喊着，挥动着手臂，围着反对北上的军官质问。眼看着大局已定，吕正操便趁热打铁，站起来宣布：“根据大家的意见，全团立即回师北上！”他的话音刚落，会场上掌声雷动，群情沸腾。吕正操挥挥手，说：“从今天起，我们成为抗日的革命队伍了！”
接着，讨论改变部队名称，大家一致建议要坚决甩掉第53军的番号。因为这个部队在河北驻防期间，群众纪律差，与当地群众关系紧张。当时很多人希望改称红军，但因还未和地方党、红军接上关系，这个建议被否决了。接着，大家开始起名字，先后起了二三十个。大家主张不受地域限制，自然也包含着“打回老家去”的意思，最后决定改称人民自卫军。又讨论戴什么臂章，大家认为应区别于国民党旧军队，要有鲜明的革命标志。讨论的结果是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地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他们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发动群众抗战，官兵平等。
吕正操见时机已到，叫来报务员，当场烧掉通信密码，断绝了与第53军的联系。随后，队伍秘密开进小樵镇，封锁了消息，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代表们回去将会议情况传达到全体官兵，即刻掀起一股回师北上的热潮。全体官兵莫不欢欣鼓舞。因为臂章一时做不出来，士兵们就仿照在陕西见到的红军的样子，找来一些红布，做成红五星缝在挎包上、碗套上。人民自卫军改编后，总队辖3个大队，计1600余人，共有重迫击炮4门、八二迫击炮8门、平射炮4门、重机枪15挺、步马枪1200支、短枪100余支。
第691团起义了。可是，队伍能去哪里呢？一时间，吕正操和军官们陷入思考之中。
冀中共产党与人民自卫军取得联系
在吕正操等军官一筹莫展的时候，忽然一名哨兵报告，有共产党省委的人来拜访。吕正操告诉身边的人：赶紧请进来。
一个化装成农民模样的中年人进到屋里，自我介绍：我是中共保属省委的侯玉田，孟司令员让我来联系你们。
吕正操疑惑地问道：“孟司令员？”侯玉田爽快地回答：对，孟庆山司令员！红军团长，毛主席亲自派来的。随后，他给吕正操详细谈了孟司令员和正在发展的抗日武装河北游击军的情况。
孟庆山出生于河北蠡县一个贫农家庭，参加了赵博生、董振堂领导的宁都起义，红军时期当过团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多次在战斗中负伤。七七事变后，毛主席在延安亲自找到正在抗大学习的孟庆山谈话，派他去家乡冀中开展敌后抗日活动。孟庆山带着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只身一人来到冀中，在共产党保东特委地下党和人民的支持下，在安新、高阳等县办游击训练班，收编杂色武装，发展抗日队伍，当时已经有数千人，名称为“河北游击军”。
吕正操仔细问过情况，经与一些军官商量后决定开赴安国、高阳，与冀中的保属省委和河北游击军会合。部队很快开拔。在安国县，吕正操见到了孟庆山司令员。孟庆山紧紧握住吕正操的手：“冀中人民欢迎你们抗日啊！”吕正操看到路边夹道欢迎的群众，高兴地说：“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有信心啦！”随后，吕正操带领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一道，攻占了由反动民团盘踞的高阳县城。
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派人来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也在为独立开展敌后游击战紧急布局。
1937年11月8日，太原城失守，日军占领了华北的大部分铁路和公路，国民党军队和当地政府几乎全部逃走，民族危亡的大潮把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推到华北抗敌的最前沿。平型关战役后，八路军第115师开赴五台山地区。师政委聂荣臻在五台山普济寺的一座禅房里，围着火盆，看了一份重要电报。中央指示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唐延杰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查国桢为供给部部长，叶青山为卫生部部长。
聂荣臻和其他同志商量拿出意见上报中央，以分散在五台山四周的部队和工作团为基础，成立4个军分区。
晋察冀军区成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派了大批知识分子从陕北、山西跋山涉水来到五台山地区。孙志远从东北军第53军离开以后，辗转到八路军太原办事处见到华北局的同志，被安排去阜平，见到了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孙志远详细汇报了第53军工委的工作，引起聂荣臻的关注。
在此期间，骑兵营几次越过平汉路到冀中边缘活动。一天，他们给聂荣臻汇报工作时，无意中提到该营在定县活动时，了解到有东北军一个团撤到晋县不走了，打起了“北上抗日”的旗号……他的话引起了聂荣臻的注意。聂荣臻立即叫来孙志远了解情况，孙志远说：“这个团很可能是691团。这样吧，吕正操的弟弟吕正哲也在这里（军区驻地阜平），派他去看看。如果不是691团，吕正哲就留在冀中做联络工作；如果是，我立刻去。”
聂荣臻果断地说：“是691团你要去冀中，不是691团你也要准备去冀中。”吕正哲去了冀中，很快传回消息：留在冀中的正是东北军第691团。孙志远听罢很高兴，去找聂荣臻请示。聂荣臻命令孙志远立即出发，带上密电码和随员去找东北军第691团。
孙志远很快来到冀中，在高阳县见到了吕正操与河北游击军司令员孟庆山。这时的人民自卫军已经发展到3个团，还有一些隶属的地方武装。孙志远与吕正操握手后，相互介绍了情况。孙志远到来不久，人民自卫军的电台便与晋察冀军区的电台进行联系。接着，人民自卫军又与八路军总部的电台建立了联系。收音台也开始抄收来自延安的新闻电讯。
12月初，人民自卫军收到了聂荣臻通知该部进山整训的电报。孙志远通报给了保属省委，保属省委非常支持，吕正操也表示愿意去山里面见晋察冀军区首长。12日清晨，吕正操、孙志远率3个团分三路向路西出发。保属省委领导和数千名群众为他们送行，鼓励全体官兵在整训中取得好成绩，希望他们早日返回冀中。人民自卫军在进山途中分别袭击了定县城、新乐和寨西店车站，消灭日军数十人，然后穿过平汉线，经过连日行军，到达阜平县的王快镇，受到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的热情接待。军分区的领导协助他们将部队安排驻扎在几个村子里整训。吕正操、孙志远前往阜平县城谒见晋察冀军区的领导。
初冬的阜平县城天气很冷，身穿军装、戴着人民自卫军臂章的吕正操心头却洋溢着激动和兴奋。当他走进一个有哨兵站岗的大院时，一位身穿军大衣的高个子军人从屋里迎出。孙志远轻声介绍：“这是聂司令员。”吕正操迅速立正敬礼，然后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了聂荣臻的手。聂荣臻亲切地问：“一路上顺利吗？”吕正操连声说：“顺利，顺利！”说话间，二人进了正屋。屋里的几个军人迅速立正，一个战士撩起门帘将他们让进侧屋。多年后，吕正操回忆：“我初次见聂司令员，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军容严整，正正规规，显得很严肃，但是对同志却很亲切，使人感到见到的是一位忠厚长者。见到红军——当时我们习惯地这样称呼八路军——这么正规，精神为之一振。”
吕正操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住了一段时间。聂荣臻特地安排参谋长唐延杰与吕正操、孙志远同自己住在一起，共睡在一个炕上，朝夕相处，可以随时交谈。吕正操很快把聂荣臻看成自己的师长，有事就向他请示。每逢夜幕降临，聂荣臻处理完一天的军务，就和吕正操聊天。聂荣臻还把长征时保存的一双袜子送给吕正操。
担任新成立的冀中军区司令员
1937年12月14日，聂荣臻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报告中说：吕正操率领到路西的部队约2400人，步枪约1200支，还有轻重机枪60多挺，各种炮16门，骑兵1个连。在谈话中，我对吕的感觉很好，政治上可靠，对党的工作、部队的改造、群众工作都很注意……
吕正操和孙志远按照军区机关提出的整顿和训练计划，连续组织自卫军干部到军区直属队、军政干校见习、参观，学习八路军的军政工作和游击战术，同时整顿连队党组织，健全党支部，对党员进行短期培训，使党员增强了党的观念，并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人民自卫军在整训过程中学习了八路军的传统和作风，学习了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抗日政权的经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938年4月21日，冀中区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安平县城召开。会议代表500多人，代表着全区8000多名党员。大会分析了冀中地区斗争形势，总结了建军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经验，确定了坚持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大会选举吕正操、孟庆山、孙志远等为冀中省委委员，黄敬为书记。
5月4日，八路军总部命令，人民自卫军（2万多人）和河北游击军（8.6万余人）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军区领导机关由纵队领导机关兼，吕正操任司令员，孟庆山任副司令员，李英武任司令部参谋长，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熊大正任供给部部长。纵队下辖4个支队（军分区），每个支队下辖4个团。其中第1军分区司令员赵承金，第2军分区司令员于权伸，第3军分区司令员沙克皆为第691团的军官。不少团、营、连干部也来自第691团。
冀中军区成立后，领导冀中军民坚持了艰苦卓绝的抗战。他们反“五路围攻”，坚持反“五一”大“扫荡”。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雁翎队等都是冀中军民在对敌斗争中创造的斗争方式，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感谢林铁之子林和平、孙志远之子孙巨、孟庆山之子孟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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